数字技术的这个认知假体概念显然促使许多心理学家开展了研究活动，并且对教育学及学校制度的设计也有借鉴意义。因而，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教育改革宣言都将数字技术当作其最重要的愿景。然而，社会科学领域也常常发现，教育实践者们显然不愿承认这些适应性活动需求，即：学习与研究越来越需要借助于认知假体这一概念(Collins and Halverson,2009)。
表 征
现代心智文化演化的核心成果是我们获得了回顾以往经历，并将其重新描绘给自己或他人的独特能力(可比较唐纳德1991年的研究）。我们通常认为语言是完成这些目标的重要表达工具：先是通过口头讲述这种语音模式，继而，通过书写更有力地将这些经历记载下来。事实上，许多教育活动都与此有关，教育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努力让年轻人获得书面素养(OlsonandTorrance，2009)。
当然，书写下来的文档可以转换成数字格式。这一发现看似很普通只不过是把文本从一种物理媒介(纸)迁移到另一种媒介(屏幕)上。但大量研究表明，人们亟需更加舒适地使用这种经过调整的书面形式(Haas，1996)，因为这些“迁移”涉及许多格式，而这些格式有时会令生疏的用户摸不着方向—尤其是那些过去容易通过名称来辨识的对象被强行赋予新的设计时。比如，数字报纸的阅读体验是不同于纸质报纸的，但数字报纸在屏幕上呈现给用户时仍然要像“报纸”一样。同样，学生的(数字)论文也可能利用了传统学术格式中难以用到的多种可能性，于是阅读起来也不同于纯文字版。
当然，数字技术对人类知识表征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从纸张到屏幕的媒介转换。这种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数字素养”一词成为时尚。数字素养如何养成成为现代教育实践面对的难点(Cervetti etal.,2006)。“素养”一词也因而得到了扩展，不再只是指原先的与印刷文字相关的内容：从“读写能力”扩展到“无论信息如何呈现都能够理解的能力”(Lanham，1995：198)。克雷斯(Kress,2003)特别指出了多模态的日益重要性，以及通过各种表征系统来表达观点的重要程度。按照他的分析，每一种通信媒介都有其自身的局限与可供性。数字素养就是要获得“读懂”这些体系的信心(Buckingham，1993)。社会科学研究既要探讨这些新的表征形式的本质属性，也要研究我们学习解读这些表征形式时即将面对的现实挑战(Bateman,2011)。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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