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组，而是单一的总体化。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存在“具体实践”这样的东西。只有具体的实践，每一个实践都是时间化的，因为它们都指向一个目的，因为作为实践过程，它们锻造了“被动综合”，将“多样性”重新引入人类行动的所有形式。213时间化现在已经成为“包围时间化的运动”214，也就是说，时间化“通过每个事件，每个实践和每个特定的存在”。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结论。包围性的总体化从根本上动摇了《第一批判》中将历史归结为“没有总体者的总体化”的最终表述。我们必须考虑萨特是如何定义这个公式的：
如果在历史时间化的特定时刻能够找到和定位的不同实践最终表现为部分总体化，并且通过一种没有吸引力的可理解的总体化，在它们的对立面和多样性中联系和融合，那么历史就是可理解的。正是通过寻求历史遗迹和结果的可理解性的条件，我们将第一次达到没有总计者的总体化问题，以及这种总体化的基础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动力和它的非循环方向。 215
这里的要点是直截了当的。个人和社会实践的终结是一回事，但是否存在“历史的终结”这样的东西，如果存在，是什么中介了这些终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赋予了历史统一性?萨特在他的第一批判中问道：“历史的未来是如何存在的？”216“没有集权者的集权化”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这个提法的本质是，个人和社会实践层面的总化(“有”总化器的总化)不是一一也不可能是一一把历史总化的总化。也就是说，如果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时间的总体化，那么它可以被理解为所有个人和社会总体化的总体化，以及所有个人和社会时间化的时间化，然而，这种总体化和时间化并不是——它们不可能是—一内在于个人和社会实践的同样的总体化和时间化。对萨特来说，个人总体化和历史总体化的区别尤为重要。我们从个人的立场上了解总体化，但历史总体化的可理解性，即“没有吸引力的总体化”，是模糊的。它类似于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诈”，类似于亚当·斯密的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它们都在个人背后工作。
213 Ibid. 335. Recall that Sartre identifies three modalities of human action’ in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Critique: individual praxis, common (constituted) praxis, and praxis-process.
214 Ibid.
215 Sartre, CDR 1, 817.
216 Ibid.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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