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新技术的强烈批判中，有很多人具有“强调工人利益的社会观”或者“工人主义者”的倾向，他们是之后被称为“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观察北部意大利汽车工厂装配线的学者，诸如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1980)，已经于1963年描述了技术的发展如何成为资本家计划剥夺工人权利的一部分。在同一年，拉蒙诺·阿尔科蒂(RomanoAlquati)分析了在意大利“好利获得公司”工厂里打印机和计算机的制造商：计算机自动化是如何开始被用来控制新一代的信息工人的。他得出结论说，“资本家专制的普遍传播……凭借他的技术及其科学性”，认为他自身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并且建议“控制论将在全球范围内有机地重组普通工人的功能，工人将在个人微观决策中被彻底击垮：比特把松散的工人联接起来，走向经济计划的数字形象”(Alquati2013;Pasquinelli2014a)。
因此，令人惊讶的是，在2000年，一个领导潮流的工人主义理论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及其合作者迈克尔·哈特，提出一个引人瞩目的对数字时代社会冲突的重新解读。他们的《帝国》(Empire，2000)表明，一个完全全球化的资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还有“大量”沉浸在涉及网络化生产的沟通和情感维度的“非物质劳动”中，他们适应了万维网、开放源代码软件和盗版音乐带来的刺激，这回应了唐娜·哈拉维(Haraway1985)的早期著作，她通过坚持“机器人”的潜能，动摇了女权主义者的技术悲观主义。哈特和奈格里并没有强调资本的控制论统治，而是宣布了其数字颠覆和可取代性。
他们的工作看起来就像资本在经历其首次网络拒斥的爆发。年轻的变革者全球主义的抗议者，从西雅图到热那亚，不仅走上了充满催泪瓦斯的街头，还体验了独立媒体中心；萨帕塔主义(反权威主义)，就是在网络空间和电子公民时代的不服从。在这个语境下，《帝国》一书，还有它的两部后续书《大众》(Multitude，2004)、《联邦》(Commonwealth，2009)，合奏出一个共鸣之音。它的观点已经被进一步发展，这些作者诸如：特拉诺娃(Terranova 2004)，莫里齐奥·拉扎拉托(Lazzarato 2004)，保罗·维诺(Virno 2004)，安德里亚·富马加利(Fumagalli 2007)和伊夫·穆里尔·布唐(Boutang2011)，在此理论中，知识的控制被理解为争夺资本主义的主要环节，而网络则给大众提供了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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