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微型集成电路芯片发明以后，信息革命的鼓吹者已经宣称它消除了阶级。个人计算机、笔记本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已经把“生产的方式”放进了工人阶级的手中，允许那些在新技能和读写能力方面自我教育充足的人，离开体力劳动的阶层，转入白领知识工人的行列(Bell1973)，或者转入电子小屋成为数字工匠(Toffler1980)，进入一个持续增长的“创造的阶级”(Florida2002)，并且成为一个“极客发明家”，或者最好是，数字企业家中的亿万富翁，实现向上的流动。在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广泛地归因于西方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优势导向—以及对世界范围的市场社会的任何显而易见的替代方案消失之后，这种技术的必胜信念上升得越来越高。数字技术许诺一个无止境增长的“长期的经济繁荣”(Schwartz等人2000)，把其作为对现存秩序消失在一个“虚构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对抗剂(Gates1995：197)。有人声称，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愿景可能被实现，不是经过冲突，而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疆界里面，通过社交媒体的自我组织(Shirky2008)和在线集体主义(Kelly2009)，控制论将消除阶级。
对这个令人振奋的结论，总是有一些异议。哈里·布雷弗曼(Braverman1974)的报告《工作的退化》认为，计算机的能量远未被释放，已经开始从工厂装配线到办公小隔间，全面扩展了劳动的“去技术化”。一些相似的研究声称计算机的使用强化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合理化、程序化和裁员的进程(Noble 1984;Shaiken1984;Webster and Robins 1986)。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通过探讨在数字工厂环境中阶级和性别的关系，加深并复杂化了这个分析；计算机的使用能够逐渐削弱男性熟练技工的专制特权，但也使得女性劳动者或许被替代而遭遇更高的雇用标准。(Cockburn1983;1985)
第一章 无产阶级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