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基于控制论的网络研究并没有立即把重点放在用机器取代人类上。更确切地说，利克莱德(Licklider1960)设想了一种人类与机器的“非常紧密的结合”，一种“共生”的伙伴关系。正如他所说，“人是嘈杂的窄带设备”，有“许多并行的同时活跃的通道”，而计算机“速度非常快，非常准确，但一次只能执行一个或几个基本操作”(Licklider1968：1)。网络将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种特殊优势，将机器处理的速度与目标设定的人类智能结合起来。根据最新的跨物种组合的描述，利克莱德把这个人类计算机的关系写成了类似于无花果树和无花果黄蜂的关系，即一种胚种：
昆虫的幼虫生活在无花果树的卵巢里，在那里它得到食物。因此，树木和昆虫是高度相互依存的：没有昆虫，树木无法繁殖；没有树木，昆虫就没有东西吃；它们共同构成的不仅是一种可行的，而且是一种富有成效和蓬勃发展的伙伴关系。(1960：1)
因此，控制论的网络方面，与其说是自我复制的机器人，不如说是机器与人类的杂交—“半机械人”(Haraway1985)。
因此，人们常常把明显不可思议的、替代人类的自动机，如冯·诺伊曼等控制论专家的项目，以及显然更为友好的、由利克莱德和他的同事们提出的具有人情味的网络关系区分开来。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非常清晰。利克莱德将计算机网络的共生时刻视为一种过渡。1960年，他在美国空军的一份评估报告中说，在人工智能能够“解决军事问题”之前，至少需要15年的时间进行初步的人机交互。他写道：“15年可能是10年或500年，但那些年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性、最令人兴奋的时期。”然而，他承认，“似乎完全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电子或化学机器’将超过人类的大脑”，以至于有必要“让大脑在遥远的未来把主导地位让给机器”(1960：2)。
在自动化和网络层面上，控制论都是“在暴力的温床中孕育出来的知识”(Auden1950：96)。它孕育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通过军事项目取得进展，比如旋风计算机(Whirlwind computer)，由麻省理工学院伺服机械实验室(Servomechanism Laboratory)为美国海军开发的飞行模拟器，并在20世纪60年代为商用计算机和微型计算机开发原型；大规模的半自动地面环境(SAGE)防空系统，旨在保护北美不受苏联轰炸机的攻击；在越南战争期间，“白色冰屋”电子侦察计划，通过在胡志明小道上播种运动传感器，与中央控制室进行通信，对部队的车队进行空袭(Edwards1997)。尽管研究互联网的科学家们(Hafner1998)对建立互联网是为了让美国核力量在俄罗斯的突然袭击中幸存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但无论是导弹基地还是大学武器研究设施的连接，互联网无疑都是在军事指挥、控制和协调的背景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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