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弗利·西尔弗(Silver2003：41—81)详细跟踪了“世界历史模式”下的劳动战斗性，追踪了一系列汽车工人斗争的浪潮，运动中心从三四十年代的北美洲移至六七十年代的欧洲，然后发展到新工业化国家，例如巴西、南非、南朝鲜和墨西哥，以及在21世纪前向中国迈进。在高潮的时候，这些汽车工人们掀起的战斗浪潮出现“惊人的相似”。他们突然爆发出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力量”;依靠“非传统形式的抗议最著名的是静坐罢工”，导致了大型工业园区的生产陷入瘫痪，将“工业复杂的技术分工的脆弱性暴露给工人”；它们的主要劳动力由第一和第二代国际和区域间移民组成；强大的“社区支持”是一个重要因素；他们“迅速取得了重大胜利”，往往具有超越行业和行业外的“广泛政治意义”，比如巴西汽车工人在巴西从军事独裁走向社会民主的斗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Silver2003:46)
然而，这些成功也引发了管理层的反制策略。在短期内，是通过集体谈判的制度化和对工会的驯化来实现的。从长期来看，西尔弗(2003：64—6)所说的“技术修复”将会“越来越自动化”。与此同时，“新投资的目标是远离工会据点”。这是试图为劳工控制问题找到一个“空间解决办法”。我们要补充的是，鉴于控制网络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这将是另一种“技术解决方案”。因此，在全球工厂搬迁的威胁下，汽车工人的地位不断受到削弱，而在自动化的背景下，工人每赢得一场胜利，这种情况就会加剧。随着工业机器人和网络外包的供应商们把目光投向最新的罢工浪潮的烽火台，战斗在每一个新的地点都以更快的速度结束。
因此，汽车制造业的“高潮波”不仅仅是一系列独立的例子，更是“连续不断地将生产从武装劳动力手中转移”(Silver2003：46)。西尔弗仍然乐观地认为，后福特主义、准时制和灵活的生产技术可能为激进分子提供中断生产的机会(2003：69)。但她指出，“机器人和及时生产方法的做法，已经把除最低工资生产地点(如中国、墨西哥北部)以外的所有生产地点都淘汰了”(2003：80)。资本技术空间固定的速度加快了，因此“在半个世纪的过程中，控制每一个战斗周期所需的时间已经减少了”(2003：64)。
第三章 控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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