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之间也有类似的意见分歧。麦肯齐·瓦克(Wark2004)为“黑客阶级”的公开实验而战，而这是对信息资本的所有权逻辑的反对。尽管他承认，这种颠覆性的潜力仍未实现或被吸收，但他的分析在社会斗争中赋予了程序员一个角色，这可以与工人主义理论家曾经赋予大众工作者的角色相媲美。与此相反，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Fuchs)将谷歌的软件工程师形容为“劳动贵族”资本主义阶层的“副官”，他们凭借高薪和优越的工作条件与雇主结盟。(Fuchs2014a：229)
如果我们将这些相互矛盾的评估理解为可以调和的，那么黑客文化就是介于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中间”阶层。这些阶层由监管人员、熟练工人或有资格证书的工人组成，随着资本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这些阶层的重要性越来越高，而马克思主义的二元阶级分析一直存在问题(Nicolaus1967)。20世纪70年代，埃里克·奥林·赖特(Wright1978：80—1)提出，这类工人所处的“阶级矛盾位置”具有固有的模糊性、波动性和政治一致性，包括中层管理者和监督者、小型雇主和大学教授或研究科学家等“半自主专家”。这些人凭借特殊的技术知识，即使受雇于资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早期的软件程序员和工程师都是技术领域的“半自动化专家”，他们的创新、发展的速度和对资本的战略重要性增强了他们的独立性和对资本的压力。以这种不浪漫的方式看待黑客行为，将其视为一种极端的“中产阶级”主观性，带有强烈的、随心所欲的矛盾，有助于解释黑客行为中出现的不同倾向。
因为在早期的黑客中，一些人希望看到在公司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控制论传播的可能性，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可能性超出并超越了这些界限。这个群体本身在内部分化为两派，一派信奉市场，但否认企业权力的集聚，另一派则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集体主义，强调商品的自由分配。所有这些潮流，通常充斥着普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复杂多变的模式中相互交织。因此，在黑客文化的长河中，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Wozniak)和朱利安·阿桑奇(JulianAssange)等人物之间既有巨大的鸿沟，也有某种亲密的联系。前者曾是一名“电话飞客”，后来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手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后者是自由主义、亲市场的朋克政治的逃犯。(Assange2012)
第四章 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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