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工业革命，曾经对19世纪的艺术有过直接的影响，然而说到底，就音乐方面而言，工业革命仅仅是20世纪整体音乐现象深刻变迁的可能条件。
音乐技术体系的这次演变，似乎是普遍意义上艺术界的器官逻辑变异的范例。但是音乐机器特别有意思，因为计算、比率、比例及数元在纯音乐层面上承担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计算机器时代自然不会忽略这一点。如果说，正如电影那样，机器音乐（整个录制的音乐都是这样）承担着工业独特投资的角色，那么它已经有着庞大的前机器史（pré-machinique)，使得它与当代境况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与电影不同，电影是随着机器装备而诞生。
普遍美学的转变，即文化工业化引发的转变，构成了感觉性的机械转折。在音乐上，这一进程既不意味着乐器将被记谱代替，也不意味着乐谱将随着机器或仪器（留声机、录音机或计算机）的出现而消失：此物永远不会轻易杀死彼物①，而且有时候，在同一物回归却又不回归为同一物的这个情结中，出现的完全是相反物，没有什么会如此简单—尽管某些回溯性简化试图让我们意会这一点。剩下来就是音乐感觉性的机械转折，它会对普遍意义上的音乐和美学角色进行再机关化(ré-instancier)：它深刻改变了整个音乐事实中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①器官逻辑(organo-logique)，源于法语词“organologique”，即“乐器学的”，乐器学的衍生形容词。斯蒂格勒在本书中使用该词有三个意义：一是词源意义上的“乐器学”，其外延对应于本书前面关于音乐的部分，故译为“乐器学”；二是斯蒂格勒自行衍生的意义“器官学”，其外延对应于本书后面关于人体器官和人造义肢的部分，故译为“器官学”;三是organologique被拆成organo-logique的情况，作者试图强调，这既是乐器(器官)，也是一种逻辑，故译为“器官逻辑”。其他同源派生词参照这一原则译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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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