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感觉性机械转折的语境中，即在参与丧失的语境中，这样一些实践会假定一个器官学群体的重建，开启一种新型“感性的分享”的可能性，这个分享应该得到组织，成为社会组织。这就意味着，感性的分享只能是一场需要进行的战斗的结果而战斗将假定一门“需要发明的艺术”，完全就像政治问题的重新发明一样：是艺术、感性、精神和崇拜等问题的政治性再机关化。这一点，我再次强调，正是我在《怀疑和失信1》中所说的一种精神的工业政治经济学。
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很特别，我认为，这些问题的提出构成了一个严峻的语境，其中会出现一些回应博伊斯和沃霍尔的形象，也会出现一些与他们相左的形象。这种提问方式可以与两件人类学事实相比较，既令人惊讶又相当吻合的事实：一个是时值1895年12月28日，在奥斯曼大街卢米埃尔兄弟《火车进站》的放映；另一个是安德烈·翁布勒达纳（AndréOmbredane）所做的试验，他给一群非洲人播放电影，而这些非洲人从未见过电影。
①一种系统的复制，它给作曲家作曲行为提供一个令人惊讶的音乐维度，就在缪斯的循环中这个问题，我要归功于和伊莎贝尔·莫尼德里(IsabelleMundrie)与布利斯·普塞(BricePauset)的一场讨论]。这种系统的重复，是莫里斯·马修(Maurice Mathieu)的双手和彩色粉笔不懈探索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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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