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众多的语境下,我更喜欢展示一点,即这个长记忆的可能性条件,即理解为先前的知识,事先已经知道,在任何经验之前,它其实不是超验的,而是建立在前个体基础之上,因为它由第三持存编织而成,也就是我称之为短记忆的东西,这与柏拉图的想法既吻合又相左。关于这一点,恰恰因为短记忆通过后种系生成进化,即通过个体化的器官学谱系,保持和激活着超持存和超前摄,所以它们就这般驯化着,也就是说通过重复,通过实践进行驯化,因为这里事关一种提升,因此也是一种升华,包括野性化模式和“坠落的极度快乐”①。
正是这个长记忆的短记忆条件,使得集体的第二持存,通过第三持存的经受、实践和“印迹”②,能够形成博伊斯作品中材料充当记忆的问题,即充当印迹和能量装载,换言之,充当一种反幻觉,然而处在一种不可缩减且原发性的境地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让-菲利浦·安托万(Jean-PhilippeAntoine)在《关于地点、图像和记忆的六部冷峻叙事诗》③中,能够给记忆屏幕问题赋予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
①参见上文,第80一81页(本译本页码)。有一种坠落的艺术,它起先是柔道运动员和登山运动员学习的东西,恰恰也是运动事实教导的东西,即“只有上帝能够享有这种特权”,能够永远处于行动中,永远也不会坠落,如此镇定自若,因而成为静止的原始动力。
②我借用的这个词是吕多维克·杜海姆(Ludovic Duhem)的印迹之意,他自己将该词“与安德烈·杜·布歇的诗歌‘脚印’相对应”(2004年12月20日,吕多维克·杜海姆写给我的信)。
③德克莱·德·布鲁维出版社(Desclée de Brouwer),2002 年。
第三章 我们大家
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