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作为原始轰动缺失的感性灾难的起源与康德意义上的崇高
不过，弗洛伊德的器官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育性，甚至已被阉割，原因是弗洛伊德并没有思考立姿状态及其功能和器官的后果，将技术性纳入直立和升华的中心。尤其是他在分析关于弑父的立姿意义时遭遇彻底失败，即分析技术、性欲和欲望之间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恰恰就是一种联系权力①，它在区分性别动物的长期感觉史中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美学时代。这便是保罗-罗兰·阿逊所说的“弗洛伊德的武器库”问题，他把这个问题与拜物教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正好是弗洛伊德本人没有思考过的问题，②这也是我自己在阅读《图腾与禁忌》③时分析的东西。
安德烈·霍莱近期提出一种假设，与弗洛伊德的假设稍做比较将特别有趣：
① 参见此处玛丽·戴尔库尔(Marie Delcourt)对赫菲斯托斯形象的精彩分析，载《赫菲斯托斯或魔法家的传奇》，美文出版社(lesBellesLettres)，1982年。
②保罗-罗兰·阿逊(Paul-LaurentAssoun)，《弗洛伊德的武器库》，第53页。
③斯蒂格勒，《珀耳塞福涅，灵魂之歌与另一个时代》，载《非现时》(L'Inactuel)第1期，卡勒曼·列维(Calmann-Lévy)，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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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