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嗅觉的适应价值似乎在减弱时，气味的情感负荷却依然强大。嗅觉是信息的提供者，但信息并不能为人类在这复杂世界中的续存提供丝毫帮助。生物学进化设想了一些神经元环路，将嗅觉的大脑与情感和行动的大脑连接起来，但相对于改变我们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文化变化，生物学进化进展得极其缓慢。我们依靠一个感官器官生活着，这个器官与某种生活方式完美地适应，然而这种生活方式已经不再完全是我们的生活方式。①
在器官的进化和技术的进化之间有一种失调。而生理器官的去功能化，由人造器官和技术造成的转变，即人造器官和技术承载并且物化了霍莱所说的“文化变化”，这就是一种美学的去功能化，而美学的去功能化将不仅会影响自然或人造的器官，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组织与实践。
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样一种假设正好支持巴塔耶关于马奈的话语，也支持本杰明关于艺术的市民时代和展览价值的话语，或马尔罗关于博物馆的话语，因为这个话语有个悖论—尤其是本杰明的话语这个话语建立在模糊性的基础上，模糊性则是大量误解的根源，而围绕着“再生产能力”已经有过诸多的误解，接着就是对技术、工艺、仪器和机器的误解：对抛弃了其文化功能的艺术进行去功能化，而且既被设想为到达艺术的条件，即本义上的艺术，也作为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而且还被设想为那个“光耀”时代的终结，就这样，去功能化成为艺术的一种清算形式。
① 安德烈·霍莱(André Holley)，《嗅觉颂》(Éloge de l'odorat)，奥迪勒·雅高伯（Odile Jacob)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第四章 弗洛伊德的压抑
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