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作为立姿的提升，弗洛伊德认为它引导人到达羞耻，而羞耻的性基础便有器官学性质，也就是说与生殖器官和视觉器官角色的变异相关，这种变异就是嗅觉的去功能化所引发的视觉变异。这一切，根据普罗泰戈拉的叙事，即受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及整个希腊神话启发所写的叙事，都受人类的技术和义肢的条件制约。
不过，20世纪后半叶，古人类学已经证实了这点：立姿的获得并非由于人类“决定要直立行走”，如同弗洛伊德斗胆所言，而是由于功能的新平衡的建立，这个平衡源于一种幼态持续化（néoténisation)，即一种原始先天性早熟，拉康对此很感兴趣，而这种早熟的现实首先也同时是人体的垂直化，还有它的义肢化，即对手的动力性的放弃，以有利于新的制造功能：而劳动的出现，它作为现实构建中的快乐经济，也就是说在劳动的发明中，在创造发明中，劳动成了以性欲为目标的力比多能量的迁回，基于这一点，升华的诞生既是快乐的原则，也是对该原则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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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弗洛伊德的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