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鼓励用现代的物品来定义音乐的现在，如计算机、唱片、收音机、随身听等：没有这套工具照样可以制作音乐，它与古老的工具相比并没有（法定的，充其量在实际中有一点）优先权，不能条件制约如今全部的音乐制作，即使它在大部分音乐生产中还承担着决定性角色亦然。相反我们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简化一种理解和考虑，即对当代逻辑-乐器学的理解和考虑，因为逻辑-乐器学再次一一深度配置音乐的技术特征，在此名义下涉及最为多样的语言和实践②，将感觉性重置于工地中，因为这般的感觉性应该本质上保留在变异中——在一种并非倒退的变异中，它不应该包含那种感性的狭隘，而象征的贫困则会变成或倾向于这种狭隘。
在电子音乐领域，近期的先锋者体验倒巧逢幸运，如卡尔海因兹·施托克-豪森(KarlheinzStock-hausen)、皮埃尔·布莱（Pierre Boulez)、伊阿尼斯·泽纳基斯（Iannis
①关于这些不同点，见《媒介学期刊》第18期，第四部分，第191页：《21世纪:迈向新的音乐智能》。
②正如艾莲·杜琳(ÉlieDuring)在阅读格伦·古尔德时所指出的那样。见《截面、屏幕、网格》，同上，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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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