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作品既是张量又是转变量，它们见证着从潜力到行动的过渡，因为它们就是个体化，恰恰就像这个过渡，就像这个过渡的总是能够重新开始的机会，它们是这个过渡的不平常的痕迹，打开了拉斯科的我们，这个我们只能是我们大家，而且早在拉斯科之前，早在肖维岩洞之前，早在拉波尼亚人、阿伊努人、西伯利亚人之前，当第一项技艺打开他们的感觉器官、面向崇高的解体之时便是这样。
可是，人们悲惨地称之为“休闲社会”的事物，它让这样一种关系变得不再可能。早在休闲社会出现之前，情境主义就反对这种休闲社会的意识形态寓言，提出了景观社会的批评。但是在这种思考中还缺乏一种器官的理论，关于组织和技艺构成性的理论，即充当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的技艺。同样，这也正是商品的景观化①，正如感觉性的机械转折那样，它使这个现象成为可能，成为一种参与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如今以彻底重新配置而告终，或更像是完全歪曲了个体化的可能性。
从前社会中的景观是怎样的呢？若不限于希腊悲剧的非常情况，以及悲剧出现的城邦的情况，总是存在一种关系，处于普通意义上的戏剧场景和不同公共场景的组成之间。公共场景打开了公共空间，充当着respublica（公众事务，即共和国）。但是政治社会之前的景观又是怎样的呢也就是说在世俗变异（devenir-profane）之前。正是通过这个变异，政治完全如同戏剧，构成了社会与集体的空间，这个空间不再服从于神圣的仪式。它不仅要区别于神圣，而且还要与之分离。
①参见布鲁诺·勒莫里(BrunoRemaury)的有关著作，《标记与叙事》，《标记面对当代的文化想象》，法国巴黎时尚学院，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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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