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悲剧性恰恰表现在这里，这种组合能够导致分解。而对抗这种分解的斗争就是一种净化。
我们自身确确实实已经进入另一个时代，这是就社会与景观之间的安排而言，从更广义上说是社会的组织与感性的组织之间的安排。另一种性质的景观已经出现，在功能上与社会相连，它不再拷问社会，因为它在十足地制造社会。这就是超工业社会，它旨在对行为进行模态化、控制和大众化，而情境主义早就预见了其赌注—超工业社会中这些行为的产生，还有体现这些行为的人物的产生，它本身就是一种上演。而这种强加另一个场景的企图，其中没有任何政治性。
诞生中的戏剧将神话与英雄的已发之事（déjà-là）搬上舞台，希腊世界可以从中分辨出它的过去：这就像过去事实与壮举的织物，从中可以辨认出一位希腊人，也是戏剧文本和这种上演所塑造的人物。然而正是文字的文本化，即语法化，使得行吟诗人或史诗艺人成为人物，借身演员们在舞台上表演，在剧院大厅的平常面前上演场景的非常性：这是一种记忆技术的进化，使得这种上演成为可能——就像当今发生的新型记忆技术的进化一样。
如果悲剧确实已经在组成一种断裂，即在景观和观众之间形成一种顿挫，那么这种顿挫将在心理社会的个体化资产上操作，这种个体化也将建立在所有人文字短记忆的内化之上：作品的生产技术，如同夏尔·塞加尔①强调的那样，属于一种知识技术的视野，即作者、演员和观众分享的知识技术：字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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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