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尼古拉·劳罗能够继斯坦福①之后坚持这个观点，认为悲剧或许不是要减缓情感，而是要激发情感，似乎净化不是激情的洗涤，而是对沮丧的呵护，犹如对抗倒退的斗争，即这也是在对抗漠然，因为在漠然中既没有差别也不发生差别。
共在是个体化的中心，因为就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那样，自我并不真正存在：它是一个必需的幻想。这个自我，倒可以说它并不存在，而作为自身的理想目标，自我只是共在着。自我需要它的Aufführung(上演)。正是因为康德发现了自我的这种不存在，自我的裂痕，正如德勒兹所理解的裂痕那样，他时刻准备宣告上帝的死亡。
我在生产并且上演发生在我身上的现象，而就在我写作的此时此刻，我读者中的每一位都听到不同的东西，而这有多幸运。但这也意味着我正在写的东西也由读者在生产。我说话，也是他们说的话。我自己说的那些话，仅仅是众多的阐释之一。
不过，这件事成为可能，是因为我的意识像电影那样在运行。电影若是对我起作用，是因为我已经完完全全是位电影札记员。这对戏剧而言也是真实情况：儒韦就是这么说的，在解释既能表演又能欣赏喜剧的可能性时，他说这正是人类灵魂的本性，即能够将自身投射到人物的多样性中而人物则构成众多的社会场景，这个灵魂将被迫登上这些舞台，即使这些场景显得相互矛盾也罢：
① 见《治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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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