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个技术-逻辑（techno-logique）分享，以及它所开启的群体化，它所形成的能意循环，还有其中进行着的个体化，全都被打碎，因为这时的机器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对立起来，同时剥夺了他们的能力。写作是一门技术，但是写作只能以耦合方式得以物化，必须与承载它、内化它的身体耦合，写作也借此构成一个社会主体，也就是说一个惊呼的循环：这既不是一台机器也不是一台仪器，恰恰是因为读者与作者应该参与—在体力上、眼力上、脑力上参与，或者用于记录，或者用于识别，两种行动都源自同样的能力。
这种参与同柏拉图想让人们理解的意思恰恰相反，他将真理理解为单义性和准确性（orthotès)，理解为这一意义上的普适性，而不是意义的多义独特性，即因读者的多样性而赋予陈述多样的意义。这种参与就是一种阐释(hermeneia)，是逻各斯的一种活动，逻各斯并不局限于一种意义，它打开了阐释的无限可能性（阐释被阐释物的共在面具：文本）。成为文本的陈述显得可以无限阐释。文本经过识别，成为文字，常常会引发更多的独特阐释：文本的识别开启了它的延异。这便是我曾经在《技术与时间2》中所说的文本的延异性识别（identification différante)。
① 参见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
第一章 为感觉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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