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的哲学传统中，理性似乎一直都拥有一种认识世界本质的能力，并且可以通过对本质的认识来对现象界进行改造，从而重新设计一种符合理性、道德和信仰的社会生活。休谟经验主义哲学的出现，极大地动摇了这种信念。休谟认为人只能获得关于个别事物的观念，但无法确定这些观念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证明理性比感性更加可靠，道德的重建不能依靠理性或者信仰这种与普遍性相关的认识方式；相比之下，个体的自然冲动以及朴素感情才是现代道德秩序的基础。休谟的不可知论彻底消解了传统道德哲学和经院哲学的自信，人的理性并不具有认识本质的能力，对社会的理性设计完全是一种理性的狂妄。所以，人类社会应当遵循一种自然秩序，而不是人为设计的道德秩序。理论的作用就是揭示社会实体的规律，并在此前提下实现个体有限的自由。在休谟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中，个体的自由就是摆脱他人基于任何理由的限制，而只服从于自然和人性的限制。在休谟看来，社会改革的方向应当是自然秩序和自然权利的实现，而不是道德或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
为了消除不可知论对理性和道德的冲击，康德重新安排了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的关系，并证明人仍然拥有获得普遍知识的能力。康德的先验哲学承认对象世界的自在性，但认为即便如此人还是可以获得可靠的知识。为了回应休谟对理性的诘难，康德指出个别对象之间的联系的确不能由对象本身来提供，而只能由人的理性来保障。也就是说，虽然在面对认知对象时，人只能获得作为结果的现象；但是，人可以通过纯粹的主观逻辑演绎确定一些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原则，然后将这些原则与具体的对象相结合，而后就可以获得具有必然性的知识。康德证明了，即便存在主客体之间的截然对立，人仍然可以在人类社会中根据人自身的原则来安排、设计社会生活，而不必完全服从于自然法则。与休谟的立场相对，康德认为社会存在的目的是实现基于理性和道德的自由，而不是实现自然欲望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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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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