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为了从物质材料上将资本主义生产赋予物的经济形式剥离下来，马克思选择了资产阶级社会最普遍的存在物——商品—的经济形式作为逻辑起点。商品在实体形式上几乎没有共同点，它们被归为同一类对象完全是因为被赋予了一致的经济形式。商品是“对象化在一种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①，商品成为最普遍的存在物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现象，意味着人们在观念中普遍接受了“一般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定。在对商品的经济形式（即交换价值）进行界定时，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②；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马克思对价值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诸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只有在至少存在两个交换价值的情况下才存在）代表一种它们共有的、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在这里也就是指同它们的自然形式无关}的东西，即价值””③。也就是说，对于价值概念的理解需要排除一切实体形式的因素，即排除了实体形式或使用价值之后的纯粹的“一般劳动时间”④。研究商品如何成为最普遍的存在物，也就是研究“一般劳动时间”这种抽象的经济形式在何种前提下可以成为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资本一般”概念的作用，正在于揭示“一般劳动时间”这种抽象的规定性在怎样的生产方式中才能克服其主观性并成为具有客观性的经验现实。
最后，价值的普遍存在是一个经验事实，而价值观念（即一般劳动时间）的抽象性是一个理论现实，马克思用“资本一般”概念解决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呈现了价值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抽象性，以及这种抽象性的克服需要怎样的现实条件作为中介，而这些现实条件也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中介功能被抽象掉了，商品和货币似乎成为天然就具有价值的东西，产生利润也似乎成为资本的自然属性，“物现在表现为资本，资本也表现为单纯的物，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全部结果则表现为物所固有的一种属性”①。为了排除实体形式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避免重蹈政治经济学的覆辙，马克思在叙述“资本一般”概念时严格地遵循了辩证法的逻辑规则，从商品概念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出发来展现“价值”由于其抽象性而导致的矛盾、矛盾自我克服的中介以及价值扬弃矛盾后所获得的新的规定性。由于方法上的局限，政治经济学家无法像马克思那样认识经济概念与现实间的中介，因此也无法区分物质对象的实体形式和经济形式“他们刚想笨拙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就在这种“天真的惊异中暴露出来了”②。
第二章“资本一般”的批判对象和批判方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99.
④ 同①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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