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以抽象观念为前提的思辨哲学时，马克思的理论任务是揭示抽象观念赖以成立的现实前提。按照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的批判思路，抽象范畴是从具体范畴中提取出来的共同点，只有在具体范畴中才能够得到恰当的解释；思辨哲学却误将抽象范畴当作了具体范畴内在的本质和目的，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地位。马克思在“导言”中延续了40年代的唯物主义思路，反对将抽象范畴当作历史发展的目标。尽管抽象简单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形成之前也可能会存在，但是在具体范畴形成之后，这些抽象范畴才能获得其真实发挥作用的现实的规定性；也就是说，抽象范畴的普遍性是由具体范畴赋予的，“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①，只有具体范畴中普遍包含着抽象范畴的规定性，抽象范畴才会表现为真正的抽象性。对于经济学研究而言，这就意味着只有在具体复杂的范畴(资本）中才能认识抽象简单的范畴(如劳动、价值、货币等等)。因此，马克思对同一抽象范畴的论述会进行两次，一次是在具体范畴出现之前的抽象范畴，另一次是在具体范畴出现之后的抽象范畴。通过两个抽象范畴的对比，马克思试图凸显同一范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意义，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这种思路主导了“1857—1858年手稿”的初期写作。
在批判以经济现象为前提的经济学时，马克思的任务是揭示这些经济现象背后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因此，在“资本一般”部分，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的地位发生翻转。“资本一般”理论的完整形态是作为简单抽象范畴的“商品(价值)”到作为复杂具体范畴的“资本”的逻辑演绎过程，在这里，抽象范畴被当作讨论的出发点和本质的规定性，而具体范畴是抽象范畴自我设定、自我克服和自我实现的全过程。抽象范畴不再是简单地出现两次，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逻辑整体呈现出来，是约束具体范畴的形式规定。而且抽象范畴实现自身的逻辑过程还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必然性，成为统治现实经济关系的特殊经济形式，而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仅表现为这种外在规律的人格化。
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方法实际上是内在一致的。通过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不仅唯心主义的空洞想象会导致思想的庸俗化，直接的唯物主义的机械反映论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批判庸俗唯心主义需要强调物质生产在观念形成时的基础作用，而批判庸俗唯物主义就需要强调(经济）形式对物的决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严厉地批评了政治经济学从物质材料出发来研究社会关系的错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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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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