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个观点，马克思认为如果要将劳动时间作为商品交换价值的计量尺度，就必然要“把不同的劳动本身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简言之，即化为质上相同因而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①。抽象的一般劳动也就是一定社会中每个正常人都能完成的劳动，即简单劳动或非熟练劳动（unskilledlabour)，复杂的劳动都可以换算为复合的简单劳动。②关于第二个观点，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代表了一种特殊社会关系，即以抽象劳动作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私有制使个人劳动成为私人劳动、个人产品成为私人产品，从而使劳动的社会性只有通过“个人劳动采取一般性这种抽象形式，或者个人产品采取一个一般等价物的形式”③才能实现；因此，在私有制条件下，(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抽象一般劳动是人与社会联结的唯一纽带④。关于第三个观点，马克思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劳动的一种特有的社会形式”，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关系是这种劳动的前提，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则与社会形式无关。为了说明以交换价值为结果的劳动的特殊性，马克思举了裁缝的例子：一个裁缝的具体劳动可以生产出一件上衣，但生产不出这件上衣的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抽象一般劳动“属于一种社会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由裁缝缝出来的”①。
第三章作为理论整体的“资本一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2-423.
②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换算问题是劳动价值论者必然要面对的理论难题。斯密认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换算比例可以通过商品交换时或者工资谈判时的讨价还价(即博弈）体现出来，因此没有专门再研究这个问题，也没有意识到通过价格博弈来解释劳动换算比例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李嘉图试图克服斯密的逻辑缺陷，认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换算只影响工资水平，对于产品的自然价格(即价值)没有实质影响。相比之下，马克思的解决方式比斯密和李嘉图都要抽象得多。马克思认为简单劳动看起来是思维的抽象，同时也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也就是说，简单劳动不仅在理论上符合交换价值的概念规定（即同质的抽象劳动），而且资本主义生产也会将所有的劳动都现实地简化为简单劳动。在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简单劳动构成资产阶级社会劳动总量的绝大部分”，而且那些复杂的劳动也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被简化为单调的简单劳动。通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专门讨论了机器生产出现之后劳动的简化过程。总之，马克思没有刻意去解决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换算问题，因为他认为简单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现实的结果，复杂劳动终将被现实简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62.）
③同①426.
④在私有制达到顶峰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下，个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化约为无质的劳动，并以这种抽象劳动为中介来获得与社会的关联，脱离抽象劳动之外的个人将丧失其社会性的地位。作为对比，在公社宗法制的生产中，“成为生产前提的公社…使个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机体的一个肢体的机能”，个人的具体劳动直接就是满足公社需要的社会劳动；因此，在那里成为社会纽带的“是劳动的特殊性，而不是劳动的一般性”。传统社会中宗法关系瓦解之后，自然法传统成为重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纽带的主要思想资源。人与社会直接联系的传统社会瓦解之后，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然法传统为了重建社会秩序，主要是通过界定抽象法权进而建立“普遍人性一抽象法权一社会文明”的整体结构；德国的古典法学派批评了自然法学中抽象的普遍人性论，试图建立“民族精神一抽象法权一国家文明”的民族复兴道路。用劳动生产(而不是用抽象法权）来界定人与社会的抽象关系，是马克思与历史法学派乃至整个自然法传统的根本不同。通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指出法权是由生产决定的，现代社会中联结人与社会的是“个人劳动一抽象劳动一社会劳动”的生产结构；作为抽象法权基础的自由只是劳动的自由，人作为人的自由实际上是被悬置甚至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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