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德国的知识界而言，法学是自由人格实现的理论中介，关于法权的抽象演绎在理论上优先于现实的法律条文。马克思在大学时期接受了这样的法学教育，并明显受到了体系主义①传统的浸染。他将《学说汇纂》的前两章翻译成了德文，并着手撰写一部宏大的法学著作，试图以完善法学的形上学基础来解决当时的法学困境。②这部被马克思称为“倒霉的作品”的法学著作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只能从马克思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了解它的篇章结构。③如果仅根据目录来看，马克思的法学著作确实乏善可陈④，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了其中的欠缺，并意识到对形式法或概念法进行抽象演绎的“努力都是不恰当的”⑤，此后“只从事一些实证⑥的研究”⑦。这次学术尝试的失败成为马克思加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契机，因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和追随者也在考虑精神和法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中现实地发生作用。青年黑格尔派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黑格尔法哲学的封闭性导致它无法面向现实和未来，客观意志的自在和自为最终都只能指向其自身；如果要让法哲学指明通向现实和未来的道路，那就必然要将客观意志再次主观化，变成一种积极主动的意志。与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相似，马克思在法学中的“实证”态度同样要求理性突破抽象演绎的局限，在现实中保持对各种既有观念和现象的批判。不过，在这种“实证”思路中，普遍理性本身仍然高于现实；普遍理性与现实的差别及其对现实的批判，是现实世界发生改变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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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康德在晚年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就明确地表达了对幸福主义的批评，认为所有专注于幸福概念的个体伦理学理论和社会伦理学理论只能承认失败。因为我们只有拒绝各种实质性目标以及各种质料性目标，并且使我们自身受到形式性判准和消极性判准的束缚，才能达到普遍有效的目标。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幸福和自由进行了更加具有思辨色彩的区分。
② 1806年德意志各邦宣布废除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之后，如何为德意志联邦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成为德国知识界最主要的思想议题。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黑格尔主义法哲学和历史法学派成为德国法学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马克思大学期间几乎所有的教学内容。黑格尔的辩证法将观念论发展到了极其精妙的境界：康德在自然界之外为人类开辟了自由的领地，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则完成了人类自由必然实现的观念论证明；黑格尔的辩证法让当时的知识界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纯粹理性和逻辑的方法去认识绝对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也可以通过理性和逻辑进行自我验证，而不拘泥于各种纷繁的表象。历史法学派的方法则是从历史所给定的法律题材(罗马法的原始篇章）出发，运用语言的分析和文本的注释追根溯源，结合既有的注释和评注对其进行彻底研究，并注重实践的面向，对这些素材进行哲学化处理，使其达到逻辑上的一致，并进一步抽象为逻辑自洽的原理体系，产生以形式伦理学为前提的精神上的关联。因此，对于当时的法学研究而言，法学、哲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实际上是同一种方法，即思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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