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对价值的研究应当从价值最抽象的规定出发，而不是从资产阶级社会中具体的经济事实出发。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多次批评经济学不是从纯形式的方面考察剩余价值，而是在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上(利润、利息和地租）来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一般”理论中，剩余价值的全部规定都来自价值概念的形式演绎，而不是直接现实的唯物分析。通过“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演绎，马克思揭示了价值或者货币量的增长只是一种假象，资本生产实现的真正结果是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降低，个人追逐私利的行动不自觉地完成了这一目标。相应地，资本生产的自觉目标(货币增殖）和不自觉的结果（成本下降）之间的不一致就构成了对经济危机根源的逻辑剖析。
经济学这种方法上的缺陷，就导致了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劳动的庸俗争论，即“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二个历史评述部分。生产劳动实际上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从经济事实中抽象出了不同的价值定义，于是就产生了不同的生产劳动定义。如果根据商品和货币来抽象，那么价值就是直接与使用价值纠缠在一起的“一般劳动时间”或“对象化了的劳动时间”，那么创造价值的劳动就只能是工人的生产劳动。而如果根据资本生产和货币来抽象，那么价值就是增长的货币量，那么创造价值的劳动就是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经营活动。如果根据一切自然物来抽象，那么价值就是使用价值，所有有用的东西都具有价值，所有产生作用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上述几种抽象都可以从经济现象的分析中得到论证，因此彼此间的争论不可能有结果。通过“资本一般”的逻辑叙述，马克思证明，经济学中关于价值的抽象都符合价值的规定，都能在价值概念的自我演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价值概念在“资本一般”理论中的规定有“抽象”和“具体”之分，其中，只有价值的“具体规定”才构成了价值观念客观化的历史前提，而价值的“抽象规定”只是一种主观的想象。在“资本一般”理论中，马克思证明了雇佣劳动是价值通过自身运动而产生新价值的唯一可能，并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关于生产劳动的经济学争论。
第三章 作为理论整体的“资本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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