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民财富性质的不同理解决定了经济学家将哪些活动作为财富的来源，从而也决定了采用怎样的分配方式才是合理的。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序论及全书设计”中提出了他理解的国民财富的性质：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些必需品和便利品，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①
根据斯密的说法，财富实际上就是供国民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而每年的产品和服务完全由当年的国民劳动提供。这个定义将斯密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区分开来：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金银等贵金属的积累，重农主义认为财富就是农业生产的产品，而斯密认为财富是一年内可供国民消费的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在界定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之后，国民财富增长的标准也就随之确定下来，即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的增加。一国的财富完全是由本国国民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因此，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就是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手段。斯密将劳动生产力的水平等同于分工的水平，专业化的细致分工可以有效地提高单位时间内的产量，而分工的发展又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和资本积累的程度。生产力取决于分工程度，分工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斯密的开创性在于证明了资本积累是实现分工高度发展的必要条件，从而将资本积累变成了实现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力。
相比之下，重商主义者从货币的角度来看待国民财富，国民财富也就是货币的储备量，利润的来源就是贱买贵卖。因此，从重商主义的立场来看，利润(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各种形式的非等价交换，其中就包括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非等价交换。重商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而消失，“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①。重农主义者从产品的角度来看待国民财富，国民财富的增长就是农产品总量的增加。重农学派认为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都是对地租的再次分配，资本家的利润是由于其监督劳动而支付的工资；在这个意义上，“后来那些用对劳动的监督工资来抹杀利润的经济学家，必然会与重农学派持有相同的看法”②。相应地，按照重商主义的观点，为了实现国家财富的积累，就应当尽量地压低国内的生产成本，例如由国家来间接干预甚至直接组织生产，或者压低工人的工资，等等；而按照重农主义的观点，国家财富的积累完全来自农业生产，政府应当减少对工商业的管控和扶持，从而减轻农业生产的负担，实现净产品积累速度的最大化。
第四章“资本一般”与古典经济学批判
①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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