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定也体现了斯密拒斥道德干预和政治干预的自由主义立场。在西方传统的宗教社会中，美德和信仰被当作最宝贵的东西，因此贵族和教会成员被当作更加高贵的社会阶层。斯密继承了英国自然法的传统，认为美德和信仰都不足以作为组织社会的原则。唯一增进人类幸福的方式，就是在分工基础上实现自然需要的互相满足。个体为了积累私人财产而从事的商品生产是人类幸福更加可靠的基础。斯密对生产劳动的界定很快就演变成了对非生产阶层的道德批评，地主、政府官员、教会成员都成为批判的目标。斯密认为，正如用于雇用仆人、享受服务的支出会损害经济发展，一部分政府的支出也是如此：
有些社会上等阶级人士的劳动，和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价值，既不固定或实现在耐久物品或可卖商品上，亦不能保藏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例如，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都是不生产的劳动者。他们是公仆，其生计由他人劳动年产物的一部分来维持。他们的职务，无论是怎样高贵，怎样有用，怎样必要，但终究是随生随灭，不能保留起来供日后取得同量职务之用。…像演员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说，音乐家的歌唱，他们这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随生随灭的。①
斯密因此要求国民财富的再分配应当优先考虑资本家，而不应优先考虑工人、地主和贵族。因为，资本家将自己的收入用于储蓄和投资，即购买生产劳动；而工人、地主和贵族将自己的收入完全用于消费，即购买非生产劳动。与此同时，国家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支出，降低对商业生产的征税额度，制定有利于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经济政策。
斯密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目的是为资产阶级进行的资本积累辩护，批评作为非生产阶级的地主、贵族、教会成员以及政府官员。戏剧性的是，基于这一区分的批判很快就回头指向了资产阶级自身。19世纪初，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是唯一的生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等阶级一样都是非生产的食利阶级。后来，坚持传统道德和信仰的思想家也加入了批评斯密的行列，认为资产阶级的营利行为并没有天然的优先性，美德、秩序、艺术等等虽然没有生产出什么具体的商品，但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和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发挥着比货币更为重要的作用。经济学理论内部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构成了马克思介入生产劳动问题的窗口。
C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04.
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