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一般”作为批判工具的有效性
在过去的手稿研究中，“1861—1863年手稿”往往会被视为一部内容庞杂、逻辑隐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自考茨基版《剩余价值理论》出版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一直在寻找这部手稿的逻辑线索，以深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理解。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式，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可以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理论环节：首先，运用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抽象，从而获得关于人类社会抽象的一般规律，即唯物史观；其次，将一般的唯物史观运用到资产阶级社会这一特殊社会形式上，以得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认识；最后，再运用上述科学认识来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以往对经济学手稿包括“1861—1863年手稿”—的理论研究也往往围绕这三个环节进行，然而，马克思“1861—1863年手稿”中几乎没有直接提及这三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表现为理论和文本的脱节，给“1861—1863年手稿”的解读制造了巨大的理论困境，使得学界对“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水平长期停留在寻章摘句式的零碎评论上，无法对这部包含二十三个笔记本的庞大文献进行整体的逻辑梳理。
通过对1857—1863年间马克思经济学系列文本的整体回溯，本书认为，解读“1861—1863年手稿”的困难并非是因为手稿内容的混杂状况，而是学界尚未关注到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所运用的独特批判方法。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式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般被当作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具体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是从现实利益和物质生产出发来理解社会关系，其批判的对象是从观念出发来理解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但是，政治经济学显然不属于唯心主义的阵营，唯物史观本身无法在哲学立场或研究方法上构成对政治经济学的有效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对人类社会生产的一种抽象，将资本主义生产看作社会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而政治经济学是对人类社会生产的另一种抽象，将资本主义生产看作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如果说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判断只是抽象结果的不同，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断定马克思的抽象优于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或者说，马克思为什么相信自己的抽象超越了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恰恰在这一点上，唯物史观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单纯对社会生产的唯物主义考察实际上无法证明哪一种抽象更具合理性：两种抽象都是人头脑中的观念，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念本身的存在要以现实的生产结构为前提，因此都不足以构成对现实的批判。当批评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时，唯物史观本身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并实现了对德国观念论或唯心主义的有效质疑；但是在批评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单纯的唯物史观本身已经无法将自己与批评对象有效地区分开来，而只能表现为理论观点或学术立场的不同。对于政治经济学这一具体的批判对象而言，基于唯物史观的批判只能是基于不同立场的学术表达，而无法完成行之有效的理论超越。
综论 重新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叙述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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