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50年之前，奥斯曼帝国（伊斯兰世界的政体）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或者科学、文化上，都是世界超强。到了1550年，它的优势地位就开始动摇了。从1550年起，奥斯曼帝国愈来愈停滞，愈来愈采取守势。在西方，学校被视为一种进步动因，由此促成了全面的进步，包括文化、艺术、文学、科学、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而在伊斯兰世界，学校反而成为进步障碍。在奥斯曼帝国文明中，叛逆学生往往就是以后的改革健将。
这种学习上的早期科技革命，对现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科技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如其造成的学校与教育的内涵和目标的变动。学校与教育的内涵和目标的变动，才是真正重要的地方，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一、日本是如何做的
日本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京都文艺复兴”人文运动中所发展的学校，并未遵循西方“新式学校”或“现代学校”的模型。与西方不同，日本并未将印刷书本置于学校核心。事实上，日本书法在京都人文运动中所发展出来的学校达到了高峰，然后遍及全国。日本人文学校十分强调书道传授与寓于其中的美育涵养——就和日本今天的教育一样。可是，日本人文学校并未舍弃印刷书本，它们采用印刷书本，而且效果良好。尤其重要的是，日本学校抛弃了中国人以“士”为四民之首的所谓“精英”观念。日本的人文运动者追求的是人人皆能读能写的理想。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劝勉地方十绅兴办小学，向全民开放。在教育的内涵与内容上，只要从西方与西方学校学得到的东西，日本人文学校就大量吸收进来（大部分是通过居住在长崎的荷兰商人）。事实上，唯独日本人擅长吸收外来文化，然后将之“日本化”，200年前京都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学校(集中国与西方文化之大成)，或许是最好的例子。
第三部分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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