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他们调职。
第三（这点最重要)，组织的基础从权力改变为责任，这本身就已经使组织有节制地行使其权力。对于以知识为主的组织，尤其如此。
在1855年至1865年，普鲁士建立现代军队之后，这种当时最成功的新组织就成为各种现代组织仿效的原型。当然，军队组织是建立在命令与控制的基础之上。少数几个受过统领训练的军官，指挥一大群反复操练过的士兵。这支曾经轻易打败奥匈帝国与法国的普鲁士军队（当时，奥匈帝国、法国的军队数目都超过普鲁士，法国的武器装备也优于普鲁士)，实际上等于是一个很有效率的“装配线”。这种军事组织所需要的知识是由各专门“幕僚”（即颇负盛名的普鲁士参谋本部）所提供，“幕僚”不同于“在线”的战斗队伍，也就是说，与现场作业分离。
这种组织结构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达于高峰。在那几年，各种非军事组织都纷纷加以模仿，专门性的幕僚工作也逐渐发展起来。
二次大战的胜利，归根结底还是要归功于美国成功地把以命令控制为基础的军事组织架构，扩及经济领域，也就是扩及工业生产与后勤管理。
可是，也是到二次大战之时，人们才终于明白，组织以命令控制为基础，愈来愈行不通。那几年的新尝试，也就是企图让工作者有“责任感”从而来修正以前那种命令控制的方式，显然不会成功，因为这需要太多的心理操纵。
在那几年，我在《工业人的未来》（1942）等几本书中开始提及：“负责任的工作者”一定有“管理意识”与“管理责任” 但当时只有日本的产业界留心到这点，虽然程度还是很有限。实际上这种组织变革反而是从军队最先开始的。
第一部分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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