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批判理论的差异性在于，前者植根于经济理论而后者立足于哲学和社会理论。达拉斯·史麦兹认可这一差异：“批判理论的前沿在于政治经济学，而传播学的批判理论则具有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的跨学科范围”(Smythe，1984，211)。史麦兹从广义上把批判理论定义为“对其系统语境中现象的矛盾方面的批判”(Smytheand Dinh，1983，123)，从而得出批判理论不一定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批判理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因此问题在于，人们是否真的应该对“批判”一词有一个宽泛的定义，而不把重点放在系统的批判上。
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媒介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被理解为是相辅相成的。由于历史原因，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方法更加注重意识形态批判。对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尔诺来说，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和美国的消费资本主义都显示出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挫败(Habermas，1984，366—367)。他们想解释为什么革命的德国工人阶级跟随希特勒，这引起了分析威权人格和媒体宣传的兴趣。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作为共产主义者都来自犹太家庭，他们(以及他们的同事)直接受到国家社会主义暴力的威胁，因此不得不逃离德国。纳粹意识形态的暴力后果可能部分地解释了意识形态概念在他们的作品中贯穿一生的现实意义。英美媒体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由达拉斯·史麦兹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法西斯作斗争的国家发展起来的。1945年以后，北美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共产主义和强大的消费文化基础之上的，这种文化当然也有法西斯主义的潜力，而德国战后资本主义则建立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遗产之上，在日常生活和政治上有强烈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成分。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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