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麦兹和赫伯特·席勒的生活没有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那样直接受到法西斯政体的威胁，但两人都对法西斯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法西斯主义塑造了他们的思想。文森特·莫斯可(2009，83)在这一背景下写道：“与在西班牙内战中作战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接触对史麦兹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陆军服役，战后在德国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经历，对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有着“巨大的形成性影响”(同上，85)。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A.布雷迪(RobertA.Brady)的著作影响了史麦兹和席勒的思想(Schiller，1999)。布雷迪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弗兰兹·诺依曼(FranzNeumann)有过接触，他曾在美国流亡，就像布雷迪(1937年)写的《国家社会主义分析》一样(Neumann，1942)。布雷迪特别关注资本主义的法西斯潜力，如媒体宣传和公共关系形式中的这种潜能。诺依曼(Neumann，1942)强调，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基于领导崇拜的垄断资本主义形式。赫伯特·席勒(1999，100)认为布雷迪赋予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一种批判的精神特质。法西斯主义威胁是德国批判理论家和北美批判政治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霍克海默（1947)的工具理性概念和马尔库塞（1964）的技术理性概念开辟了这两种方法之间的联系。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行动自由被资本和国家方面的工具决策所取代，因此只期望个体做出反应，而不是采取行动。这两个概念都植根于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Lukács，1923/1972)的物化概念，物化概念是对马克思(1867c)拜物教概念的重构。他的物化概念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特征，这样就获得了虚幻的客观性’，还指一种既完全理性又包罗万象的自治，以至于掩盖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性质”(Lukács，1923/1972，83)。
第四章达拉斯·史麦兹和当今受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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