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作品中，霍尔提出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在他的著作《控制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中，霍尔等人(1978)展示了国家和媒体如何利用对犯罪的道德恐慌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意识，通过这种方式赢得多数的沉默’以支持日益强制的措施”(221)和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在道德恐慌的情况下，如果主流媒体和警方都主张在道德恐慌的过程中加强法律和秩序政策，那么他们都使控制过程合法化，并共同执行“控制文化”和“意义文化”(同上，76)，以便“相互阐明”，“在这个问题上创建有效的意识形态并终结控制”(同上)。媒体就像警察一样，充当“控制过程本身的一种装置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同上)。
霍尔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可以被解读为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自我批评，他曾错误地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受到同等的教育，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阶级差异的影响，因此左翼知识分子往往比白领和蓝领工人拥有更多的时间与资源来研究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认识到这种情况意味着在进行某种意识形态批判，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在斗争中的作用，因为他们有潜力“提供统治结构蓝图和斗争领域”(Garnham，1995a，68)。对霍尔来说，认为普通人是积极和批判的这一假设源于对操纵理论的反对：“因为普通民众不是文化的傻子，通过他们在科罗内申大街的代表方式，他们完全能够很好地认识到工人阶级重组、重构和重塑生活现实的方法”。(Hall，1981/1998，447)劳伦斯·格罗斯伯格（1995)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有一种简单的“控制模式，把民众视为顺从地被操纵的‘文化笨蛋’”(75)。对他们来说，“文化只作为一种商品和操纵意识形态的工具”(76)。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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