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说法相反，达拉斯·史麦兹对于受众有比较平衡的看法：资本会试图控制受众，但他们有可能抵制：“人们受到意识产业无情的压力；他们被大量的消费品和服务所包围；他们把自己作为（受众）商品生产出来；他们以商品的形式复制自己受损的生活和精力。但人们绝不是被动或无能为力的，人们确实尽可能地抵制资本的强大和多重压力”(Smythe，1981，270)。
阿多尔诺被许多学者污蔑为典型的文化悲观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他对电视这样的媒介有着积极的看法。对于电视(德语看电视字面意思是“向远方看”)来说，“信守诺言仍在这个词中产生共鸣。它必须把自身从鲁莽满足人们愿望的每件事情上解放出来一实现一反驳自身的原则，并背叛了为百货公司的小财富而创造好运的想法”(Adorno，2005，57)。阿多尔诺往往承认解放的必要性和潜能。以电视为例，他指出让自己置身于资本主义之外的远处是一种幸运，这间接地要求建立质疑现状的替代媒体。阿多尔诺也没有像许多人错误宣称的那样，鄙视大众文化。他是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粉丝，指出小丑在大众文化中的关键作用(Adorno，1996)。即使在《启蒙辩证法》的“文化工业”一章中，大众文化的积极因素也是可见的：例如，阿多尔诺写道，“文化产业的那些特征中仍然存在着更好的东西的痕迹，正是这些特征它看起来就像马戏团”(Horkheimerand Adorno，2002，114)。阿多尔诺(1977，680)在他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教育》一书中陈述了在奥斯威辛之后，电视在德国反法西斯教育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果一个人超越了对阿多尔诺的肤浅与选择性的解读，那么就会发现后者对解放的可能性和文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着深刻的信念。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著作英译不准确，因为两位哲学家的语言复杂，不易翻译。但是，除了非德语人士在阅读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时面临的问题外，似乎有些人不愿意彻底接触法兰克福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源从而捆扎一个稻草人。
第四章达拉斯·史麦兹和当今受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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