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上，103；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认为这种批判包括三个过程：
(a) 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
(b)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和学术界的批判
(c) 变革性实践
准确地讲，我们不该说媒体或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而应说传播、文化、信息和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些学者意识到这一点，强调我们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Smythe，1994,258)，批判理论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或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上，256)，而“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是至关重要的(Murdock and Gold-ing,2005,61)。
罗宾·曼塞尔(RobinMansell)认为，史麦兹致力于建立批判的媒体和传播研究，“其核心是有必要询问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特征，而这是通过传播的结构性手段表现出来的”(Mansell，1995)。他的重点是“通过批判性研究揭示政治和经济权力关系接合的表现方式，这些表现方式体现在嵌入技术中的制度关系以及所有形式的传播内容之中”(同上，47)。罗宾·曼塞尔还指出史麦兹方法中批判方法的重要性。如上所述，史麦兹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Smythe，1994，258)很感兴趣，并认为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256)。因此，必须将史麦兹的方法描述为不仅是批判的传播研究这当然也是，但也不完全是而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这意味着理论或哲学的统一。对媒体和传播的经验、伦理研究，应重点分析与媒体和传播有关的统治以及剥削、斗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替代物的矛盾、结构和实践。我们不应该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从史麦兹的方法中分离出来，而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归结为建立了一种批判的实证研究方法。珍妮特·瓦斯科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马克思第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点(“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适用于达拉斯·史麦兹的工作和生活：“也许多数传播学者满足于在现代世界里分析和理解传播的角色，但达拉斯·史麦兹力图改变世界，不仅通过大量的学术和教学研究，而且还通过以一个社会积极分子身份参与社会公共活动”(Wasko，1993，1)。
第四章达拉斯·史麦兹和当今受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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