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旨在建立一种传播公域(communication commons)为基础的民主一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Fuchs2011a)。
这种方法认为资本主义的所有统治方式都与各种形式的剥削相联系(Fuchs，2008，2011a)。因此，我主张把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然而，这种方法在理论联系方面不必保持纯粹性；这种联系是开放的，正如我自己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或吉勒·德勒泽(Gilles Deleuze)等作者的一些概念上所描绘的那样。我的基本论点是，在建立这种联系时，必须保持一个强调资本主义和阶级重要性的分析框架(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在下一部分中，我会简要介绍批判的传媒研究中的一场基础性争论，其在今天又重获新的重要性：“盲点之争”，在这场争论中达拉斯·史麦兹提出了受众商品概念。
第三节 受众劳动的复苏和受众商品争论
依据达拉斯·史麦兹的说法，他在1951年的《消费者在广播电视中的利益》(Smythe，1951)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受众成员为广告商工作(Lent1995，34)的“盲点”讨论。在文章中史麦兹问道，“广播和电视‘产品的实际特征是什么”(同上，109)。首先，会有一个接受者市场。第二“有一种产品被称为站点时间(Stationtime)，有时也叫‘受众忠诚度’(以收视率衡量)，即电台向广告商销售。这些东西所出售的是一个节目的受众(在观众的持续忠诚中，电台管理层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以及提高受众对广告商忠诚度的可能性……在商业广播和电视上，这种两面性的产品被销售两次。”如果你愿意的话，作为生产者的商品这是一次支付，赞助商为产品付款；然而，作为消费者的商品又支付了一次。当受众的反应或多或少可预测地导致收银机响时，赞助商的产品就卖给了终端消费者”(同上，119)。因此，会有一个“广播和电视节目是免费的”神话(同上，110)。史麦兹明确关注商业广播和电视的广告作用，以及受众作为商品的作用。受众商品的概念在1951年的文章中以含蓄的方式提了出来，而在20世纪70年代史麦兹则更加明确地提了出来。
第四章达拉斯·史麦兹和当今受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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