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
大卫·赫斯蒙德夫(David Hesmondhalgh，2010，280)认为，“史麦兹的说法是不成熟的、还原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完全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斗争”，这种说法“完全失去了其与务实的政治斗争的联系”。同样，对于当今史麦兹的受众商品理论和其在数字媒体应用中的批判，卡拉威(Careway，2011)提出，“史麦兹的理论代表了一种片面的阶级分析，这种分析低估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696)，“不讨论薪金斗争、商品抵制及消费者安全”(700)，因此成了“受众商品盲目崇拜”，此时，“我们不过都是资本主义这台机器上的齿轮而已”(700)。卡拉威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与他所宣扬的“在新媒体环境下创造能量的居住地”相吻合(706)。这使他的分析与亨利·詹金斯(HenryJenkins)这样的“社交媒体决定论”者不相上下，即“网络已成为消费者参与的网站”(Jenkins，2008，137)，而媒体如今已成为“参与性文化”的中心(Jenkins，2008)。这些批评是基于对史麦兹的不知情或故意选择性解读，而忽略了他对替代媒体即受众商品化的对立物的关注。他的分析更多地意味着有必要推翻资本主义以使社会人性化，并推翻资本主义媒体制度以使媒体人性化。
达拉斯·史迈兹并没有忽视人类创造替代性未来的能力，这一点可以从他从事替代性传播制度研究的想法中得以证明。对史麦兹来说，政治主体性是一种革命者的主体性，旨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建立一种替代性媒体制度—像赫斯蒙德夫和卡拉威这样的批评家忽视了史麦兹的这一观点。
20世纪70年代初，达拉斯·史麦兹在他的文章《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中谈到了中国的传播问题(Smythe，1994，230—244)，他借鉴“大字报”的形式思考如何以民主的方式组织广播系统。他认为“每一个接受者能够提供声音或声音加图像的反应的双向系统……双向电视系统就像是电子的大字报系统”(同上，231—232)。这种想法与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70)的解放的媒体使用的观点、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34，1936/1939)的读者或作者观点以及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932/2000)在他的广播理论中的替代广播概念不谋而合。
第四章达拉斯·史麦兹和当今受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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