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由基层群众控制的媒体系统的思想，史麦兹将这一思想应用于电子媒体，从而形成了替代性电子媒体的概念。赵月枝(Yue-zhiZhao，2011)指出了史麦兹的文章和他关于中国替代性非资本主义传播体系思想的重要性。她强调，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主导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建立以非资本主义逻辑为基础的传播和社会的重要性受到了史麦兹的启发。赵月枝(2007a)认为，史麦兹“在中国寻求替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产物的背景下”，提出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问题，“希望中国能够避免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
赵目枝认为，尽管史麦兹在很多方面都错误的评判了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形式，但他的干预将会继续“为中国提供有用的看法，不仅分析了改革期间中国的发展和ICT的部署，还分析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发展策略及其可持续性的康庄大道，为此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同上96)。今天有关达拉斯·史麦兹式的中国的媒体，人们不禁会问：移动电话之后是什么(Zhao，2007a)?对于“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问题，史麦兹的回答是：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有利于“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反对为个人、私人所用的商品和服务”的媒体结构(Smythe，1994，243)。ICT将不仅为资本主义目的服务，而且“本质上”会是社会化的，且具有“替代性用途”，这包括集体的政治行动(Zhao，2007a，96)。中国ICT的现实会显示这些技术既作为控制手段又作为抗议手段的对立性质。
达拉斯·史麦兹从根本上关注商品化和受众劳动的过程，这体现在他对受众商品范畴的创建上。尽管他对于一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持批判态度，但他对受众商品的关注与意识形态批判和另类媒体的重要因素同在。而且他深切地关心为获得更好的世界和民主传播而进行的社会斗争。史麦兹的工作与政治密切相关：例如，他与工会合作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为支持卫星、公共服务广播和价格实惠普遍的电视访问权的公有而提供证据并进行研究；还公开反对公司媒体控制和垄断(Yao，2010)。同时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参与有关新世界信息和通讯秩序的辩论（同上)。因此，在赵月枝看来，认为史麦兹与政治斗争无关的观点，无论是务实的还是不实际的，都是错误的。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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