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莫斯可(2009)在讨论史麦兹的受众商品概念时提出，“那些准确测量和监控每一笔信息交易的信息数码系统现在被用来提炼将观众、听众、读者、电影迷、电话和电脑用户信息提交给广告商的过程。……这是对以前提供大量受众的系统的受众商品化的一个重大改进，这种重要的改进方式被应用于如今包括互联网的每一种传播媒介，像“脸书”(facebook)这样社交网站提供关于用户的详细信息(同上，137)。格雷厄姆·默多克(2011)指出，由谷歌这样的商业平台组织的互联网礼品“表明礼品关系更普遍地融入了商品经济”，这意味着“剥削的加剧”(同上，30—31)。现在，文化和传播的政治经济批判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将会是“为数字时代公共文化共享”而辩护(同上，37)。
尼克·迪尔-维斯福特称史麦兹的分析如今已经获得了可信度，因为“家里监控的程度倾向于工作场所的经历，马克思所描述的自动工厂里被雇佣的‘守门人’的活动与他或她在电视机前度过的无酬观看时间’紧密联系”(Dyer-Witheford1999，119)。交互系统将能够“汇编消费者行为的综合概况”，有助于“按品味和收入更加准确地定位有差异的消费者”(同上，118)。至关重要的是，史麦兹也会“经常假设资本对受众力的有意剥削是完全成功的”(同上，119)，并表示，像网络盗版和另类媒体等活动都试图打破资本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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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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