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马克·安德烈维奇(Mark Andrejevic，2002，2004，2009）把苏特·杰哈利（(1987）的分析应用于现实的电视、互联网、社交网站和交互媒体。他说那种以剥削为基础的积累策略是，他们不但剥削观看的工作，而且剥削被观看的工作。安德烈维奇(2012)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需要在网络世界中更新(“剥削2.0”)，这种更新是在像谷歌或“脸书”(facebook)这样的平台上实现的，“对于依赖直接收费的网站和依赖间接收费（广告）的用户生成内容网站来说，监控成为在线价值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商业平台上的用户活动就会以用户活动的生产性信息的形式增加一倍”(Andrejevic，2012，84)。“重要的是要了解，TGI（=交易产生的信息）的捕获和销售产生的危害，这种危害以捕获消费者剩余的方式支持市场歧视”(Gandy，2011,451)。劳尔(Lauer,2008)的分析与马克·安德烈维奇的相关联。
科恩(Cohen，2008，8)基于史麦兹的观点提出，“劳动包括Web2.0内容的生产”，是“信息、社交网络、关系和情感”的生产。科特(Coté)和派伯斯(Pybus，2010)强调，人们不可能在网络上谈及受众劳动，因此，他们使用“非物质劳动2.0”的术语。贝尔梅霍(Bermejo，2009)、库弗林(Couvering，2004，2011)、康（Kang)和麦卡利斯特（McAllister，2011)以及李(Lee，2011)将受众商品化的概念应用于谷歌和搜索引擎。麦克斯泰(McStay，2011)用受众商品概念分析了网络广告。拿波利（Napoli，2010）强调受众商品化在网络上得到更进一步使用，以便用户通过向他们的联系人传播网络广告信息或共同制作广告内容，从事接管广告商的工作。
发表在3C特刊上500多页的《马克思归来——马克思理论和研究对于当今批判性传播研究的重要性》的编辑是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与文森特·莫斯可(2012)。特刊展示了马克思的著作对于批判地理解当今媒体和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它指出了对达拉斯·史麦兹的作品，特别是有关数字劳动的辩论的持续性兴趣和相关性。很多人强调史麦兹的受众商品理论对于“脸书”(facebook)或YouTube等平台上的数字劳动非常适用(Ekman，2012；Fisher，2012；Hebblewhite，2012；Nixon，2012；Prey, 2012; Prodnik, 2012)。
第四章达拉斯·史麦兹和当今受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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