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以一种破坏性的辩证法把劳动和“玩”联系在一起。传统意义上，以享受、性和娱乐的形式进行的“玩”(play)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业余时间的一部分，这是相当没有生产力的(从生产商品出售的意义上来说)，并且与劳动时间分开。弗洛伊德(1961)认为，驱动结构的特点是爱神之神（对生命、性、欲望的驱动）和萨纳托斯（对死亡、毁灭、侵略的驱动）的辩证法。依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人们为爱神的永久实现而奋斗(快乐原则)；而文化只能通过对爱神的暂时否定、悬挂以及色情能量转换成为文化、劳动的情况下才具有可能。劳动将会是一个去性化的生产性形式——对性欲的压抑。弗洛伊德在这种背景下讲到了现实的原则或升华。现实原则是对快乐原则的扬弃。人类文化扬弃了人类天性，而成为人类的第二性。
马尔库塞（1955）把弗洛伊德的驱动力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联系起来。他认为，异化劳动、统治和资本积累已将现实原则转变为压抑性现实原则即操作原则(performanceprinciple)：异化劳动构成了对爱神的过度压抑，对快乐原则的压抑在量上超过了文化必要的压抑。马尔库塞把马克思关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或价值的概念与弗洛伊德人的驱动结构联系起来，认为在驱动力水平上的必要劳动相当于必要压抑以及剩余劳动的剩余压抑。这意味着，为了生存，社会需要一定数量的必要劳动(以工作时数衡量)，因此也需要对快乐原则进行一定程度的压抑(也以小时为单位)。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免费而生成利润的劳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工人无酬工作，而且还造成了必须进一步压制快乐原则的情况。
“现实原则的背后是稀缺这一基本事实(Lebensnot)，这就是说在一个过于贫穷的世界，人们欲望的满足总是不断地被干扰、终止或延迟，人们需要为了生存而奋斗。换句话说，任何可能的满足都必须通过工作实现，或多或少的令人痛苦的安排和从事获得需求满足的方法。在工作的持续时间中，工作占据整个成熟个体的全部生活，快乐被中止’，痛苦盛行”(同上，35)。在基于统治原则的社会中，现实原则以操作原则的形式表现出来：统治“由特定群体或个人行使，以维持和加强自己的优越地位”(同上，36页)。操作原则和额外压抑(surplus—repression)原则相联系，这个术语描述了“社会统治所必须的压制”(同上，35)。统治带来的是对不可或缺的人类联系的额外控制(同上，37)。
第四章达拉斯·史麦兹和当今受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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