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克·波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埃夫·恰佩罗(Éve Chiapello，2007)认为，参与式管理的兴起意味着资本主义新精神的出现，这种新精神属于1968年的政治反抗和随后出现的新左派的反独裁价值观。该运动的主题现在将被用在服务于那些它想要摧毁的力量，其结果就是“构建所谓的网络’资本主义”(同上，429)。这样，与呼吁平等和克服阶级的社会批判相比，呼吁真实性、创造力、自由和自治的文艺批评(37—38)，在当今“间接地为资本主义服务，而且是其承受能力的手段之一”(490)。
同样，有酬创意行业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像“玩”(Play)。赫斯蒙德霍(Hesmondhalgh)和贝克(2011)展示了许多创意产业的矛盾心理，这些工作是不稳定的，但却因为乐趣、人脉、声誉和创造力以及它可能涉及的自决权而受到珍视。难点是，劳动变得就像在“玩”一样；剥削和乐趣也因此变得不可分割。在当今，“玩”和劳动在某些情况下是无法区分的：爱神已经完全纳入了压抑的现实原则；“玩”已经被商品化；没有被资本剥削的空间和自由的时间在当今几乎是不存在的，它们是很难创建和为自己辩护的。当今，“玩”是生产性的，是被资本剥削的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所有的玩乐，在当代条件下成为并纳入资本的剥削之下。玩乐、爱神的表达方式，从而被破坏了；人类的自由和能力也被削弱。关于企业社交媒体、“玩”和劳动汇集成为资本积累剥削的“玩”劳动：企业互联网因此代表了时间的总的商品化和被剥削。人类的所有时间趋向于变成受资本剥削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表格4.1总结了马尔库塞关于“玩”、劳动及快乐的理论在企业社会媒体的应用。一些作者已经批判了数字劳动辩论中一些主要论证，在下节中，我提出并讨论一些批判的观点。
第四章达拉斯·史麦兹和当今受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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