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劳工协会(FLA)一直受到批评，因为它所监督的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最大的捐助者。例如，苹果在2012年成为FLA的付费公司成员；与此同时，公平劳工协会(2012)被委托研究富士康。FLA的首席执行官奥雷特·范海登(Auret vanHeerden)在参观富士康之后评论道，“富士康真的不是一个血汗工厂”(Greenhouse，2012)。这一评判没有经过任何实证分析，为此，FLA被严厉批评，称其“偏袒和臆断”(同上)。SACOM认为，FLA没有独立于苹果公司，也不会批评其单价低以及交付时间短(SACOM,2012,10)。因此，SACOM批评FLA(2012)的论证：“加班的原因是员工的高流动率”——SACOM的(理论上是正确的)观点是：“高流动率是对工作不满意的表现而不是过度加班的根本原因”(SACOM，2012，3)。FLA研究的优势在于它的规模大，并且有可能接触到大量的工人。但与此同时，FLA的独立性受到争议，这可能会影响它以公司友好的方式进行的调查和访谈，如果调查正式在公司内进行并得到管理层的支持，工人们可能会感到有压力，害怕如实回答。他们可能担心匿名性得不到保障。与之相对的是，SACOM进行非官方的匿名访谈：学生开始在工厂工作，与工人接触，然后在一个私密的环境与他们访谈。这种方法保证了更真实的结果，但同时在获取大量的受访者问题上所拥有的资源和时间受到限制。在企业的社会与环境责任(CSR)报告中，富士康(2010，2011)对负面的报告和研究结果采取了回避策略，列出了自己的积极成果，主要是那些未经核实的说法。“富士康营造了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促进健康、稳定和发展’，并努力改善员工福利”（富士康，2011，14)。富士康“创造了健康、和谐和进步的氛围”(富士康，2010，15)。“2.2员工福利”一章只有五页，主要由一些图片组成，这些图片显示的是快乐的员工，几乎没有文字，也没有提到富士康受到批评的关键问题。例如，报告称工会“开展了一些有趣的活动，以改善工作中的生活质量，并鼓励所有雇员参加，这是一项积极的成就。这些活动包括2010年优秀前线工人奖’竞赛、美食和购物嘉年华、歌唱锦标赛(谁是偶像’)、标志设计竞赛、冲压工人竞赛、笑星竞赛、摄影比赛、妇女节关怀节目和交友活动”(同上，17)。问题是，工会能否代表会员？工会代表的是雇员还是资本家的利益(不论是红工会还是黄工会）?工人是否信任工会代表?工会是否有参与决策的权利?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讨论，人们对此有着强烈的质疑。图恩·范迪·伊克（Teun van Dijk，1998，267；2011，396—397)解释说，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模式的一部分，意识形态话语背离现实的一种策略是表达或强调关于“我们”的积极信息，“我们”指的是一个群体，如富士康。富士康在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就采用了这一策略。
第七章富士康的剥削：原始积累和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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