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呼叫中心员工不这么定义自己，而是认为他们自己的身份是完全不同的(Huws，2009，PaulandHuws，2002)：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只是做暂时性的呼叫中心业务。这表明，由于呼叫中心的特点，呼叫中心代理人这一工作在劳动力市场和全社会中的地位并不高。厄休拉·胡斯(UrsulaHuws)认为，工作的“呼叫中心化”动摇了很多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Huws，2009，7)：一般情况下许多呼叫中心雇员和工人不得不处理公司和客户之间的困难交流，这就需要在当地工作和资本的全球性特征之间、工作生活和家庭生活之间付出大量的情感努力来维系。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1913/2003)认为，资本积累依靠被卷入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剥削的栖身地喂养：“资本源自于这些组织的毁灭，尽管这些非资本主义的栖身地是积累的必要条件，然而，后者的继续前行以吃光这种栖身地为代价。”(同上，363)。这一观点被卢森堡用来解释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存在，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则认为无报酬的生殖劳动可被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内在殖民地和栖身地(Mies、Bennholdt—Thom-sen and Werlhof 1988；Mies，1986；Werlhof，1991)。非雇佣劳动“确保了劳动力和生活条件的再生产”(Mies，Bennholdt—Thomsen and Werlhof,1988，18)。它是“花在生活生产或生存生产中的劳动”(同上，70)。原始积累“是公开的暴力，其目的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抢劫，反对任何人是经济的’必要、政治的可能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同上，102)。在后福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内在殖民地得以扩大，通过产生低酬和无酬劳动的栖身地使得利润得以增长。这些殖民地的形成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原始积累，用暴力剥夺劳动。“女人、殖民地和自然”是“这一持续原始积累过程的主要目标”(同上，6)。这种现象被称为“家庭主妇化现象”(Mies、Bennholdt—Thomsen and Werlhof，1988；Mies，1986)：越来越多的人在不稳定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具有父权制关系的特色。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人如家庭主妇一般，是一种不受控制和无限剥削的来源。家庭主妇化改变了劳动，以至于劳动“具有家务劳动的特征”，即劳动不受工会和劳工法的保护，它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价格进行，它不被认为是一种劳动，而被认为是一个“活动”，如“创收活动”，意思是孤立的和无组织的劳动，等等(Mies，Bennholdt—ThomsenandWerlhof，1988，10)。家庭主妇化劳动的特点是“没有工作期限、最低工资、最长的工作时间、最单调的工作、没有工会、没有机会获得更高的资格、没有晋升、没有权利和没有社会保障”(同上，169)。这种非正式工作是“难以遏制的、无限的剥削”(Mies，1986，16)。这种家庭主妇式劳动是指“对非雇佣劳动者的超级剥削……通过这种方式，雇佣劳动剥削得以实现”(同上，48)，因为它涉及“成本的外化或属地化，否则必须由资本家来承担”(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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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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