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利的底线是，互联网是一个自组织网络，“每个人都与其他人联网”(同上，196)，这一系统构成了民主和对话交流的新来源。他没有考虑到并非每个人都能进入这个“民主自治组织网络”的简单反驳：2012年8月，世界人口的32.7%和非洲所有人中只有13.5%可以上网。他也没有考虑到“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YouTube等网站上的一些人—尤其是大公司、老牌政治人物和名人的观点——和其他人相比他们“更平等”、有更多的观点、点击、朋友和联系，这反映了社会实际不平等的权力(这一论点的详表见Fuchs，2011a，第七章；Fuchs，2013)。哈特利(2012，56)提到，社交网络市场可能会有中枢，并由精英主导着。但是，这种分析没有和社会权力的不平等系统地相联系。相反，哈特利似乎认为，尽管如此，这些市场仍是一个民主的领域，因为许多国家都有可用的交流工具。如果幸运的话，努力工作，让他们成为精英的一分子，这些工具就可以使用，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新自由主义强调表现、个人主义和个人对其成败的责任，哈特利的这种逻辑是其核心。哈特利没有表现出对社交媒体时代的放逐者和剥削的同情，像田雨，一个富士康的工人，因为他不堪忍受工厂(工厂生产iPod和iPad需要的小配件)恶劣的工作条件，在2010年他17岁时试图跳楼自杀，结果腰部以下瘫痪。或者，儿童们作为奴隶在一些国家(像刚果民主共和国把锡用于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生产中的原材料）提取“冲突矿产”(诸如黑钨矿、钙、钽、铁矿石、黄金、钨、钽或锡)。在哈特利对当代数字媒体的描述中，不仅缺少了这样的故事，而且在社会经济不平等和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时，总是谈到和传达与商业宣言一样的信息，即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经济民主”(Tapscott andWilliams，2007，15)的产生。哈特利代表了“脸书”(facebook)和谷歌等公司所有者的利益。
第三章当代文化研究和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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