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完全正确地，从商品和商品的交换出发；生产者原来只以商品所有者，商品售卖者，商品购买者的资格互相对待的；所以，他发觉了，在资本和工资劳动的交换上，在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交换上，一般法则是被破坏了。商品（因为劳动也是商品，如果劳动是被买被卖的）不是比例于它们所表示的劳动量来互相交换。所以，他结论说，劳动条件一经在土地所有权和资本的形态上，和劳动者相对立，劳动时间就不复是规定商品交换价值的内在标准了。像里嘉图所说，他也许一定会得到相反的结论，以致认“劳动的量”和“劳动的价值”这两个名词不是一致的，所以商品的相对价值，虽然是由商品内含的劳动时间规定，但不是由“劳动的价值”规定，因为后一种看法，在它与前一种看法一致的限度内，才是正确的。以后我们论述马尔萨斯时，我们还要更详细地论到，就使劳动的生产物，劳动生产物的价值，是由劳动者自己占有，我们把这个价值或劳动的价值，视为和劳动时间或劳动本身（价值尺度和价值创造要素）一样是价值尺度，也是谬误的，不合理的。因为，就在假定的场合，人们能够用一种商品购得的劳动，也不能和商品内含的劳动，在同一意义上当做价值尺度。其一不过是其二的指数。
无论如何，亚当斯密觉得了，要由商品交换所依以决定的法则，推寻资本和劳动间的交换（这种变换，显然是以相反的全然反对的原则为根据)，是不无困难的。在资本直接与劳动相对立，不与劳动力相对立时，矛盾是不能解释的。不过，亚当斯密也很认识了，再生产劳动力和维持劳动力所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本身所能实行的劳动，是极有区别的。他自已还会从侃梯龙（Cantillon）《商业性质论》，引用如下的话：
“这位著者还说，就一个健全强壮的奴隶来说，他的劳动的价值，被估计是倍于他的生活费用的价值；但他相信，最低级日佣劳动者的劳动，和一个强壮的奴录的劳动比较，论价值，是不能更小的。”(《国富论》第一篇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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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学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