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三个层次从来都不是相互独立的，并不比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植物灵魂、感知灵魂和思维灵魂之间的关系更相互独立。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植物灵魂和感知灵魂存在于思维灵魂中，同样，植物灵魂也存在于感知灵魂中:共存之物——虽然被悬至在起始的切实性中，但并没有被消除—便是新生事物的以其自身，而这个新生事物也是为其自身①。
这一切都构成于后种系生成的断裂之后。如果说绝对不能把动物性与人性对立起来,那么将二者混淆的危险也就被排除了。把人的存在归入动物行为的动物生态学是行不通的，单纯的技术机械论也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没有时间化和特有语言就无所谓技术趋势，没有技术趋势也就谈不上时间化和特有语言，而且这个过程的历史就是它们之间较量的历史。
然而，今天的问题是“谁？”的问题。没有“谁”便没有特有语言，这意味着应当把社会分化及技术演化的条件与种族及特有语言分化的助产术，而不再是大脑皮层分化的助产术联系起来考虑。但是，以特有语言为基本内容的技术一种族发展却导致了种族差异本身的中止，除非种族差异仍以传统的方式植根于领土中。我们能够想象不仅存在着游牧民族(领土化的一种特有形式)的特有语言差异，而且也存在着完全不具领土性的特有语言差异吗?那么我们是否也能想到这种情形所带来的后果，尤其是背景遭到破坏时所产生的后果呢？这一切仿佛告诉我们：当代技术开启了另一个世界，它既作为新的偏差，又位于偏差之中。这是个极大的偏差，足以开辟一个新纪元，因为对于本质迟缓的人类而
技术与时间
① 黑格尔：《哲学史·第三卷》,第569页，Vrin,197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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