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文字后来改变了世界。今天的信息系统或许预告了类似的现象。信息与文字惊人地相似：二者均为记忆的延伸，都是信息体系的繁衍与突变，也都可能改变权威的模式—我们还可以津津乐道地列出更多的相似性。但对于经历了这场变革的人来说，其严峻性是难以描述的，除非是用法布里斯看滑铁卢的眼光来审视。①
构想这样一场变革可能会触及极限。而严格说来，我们又不可能对这一变革之意义作完全的预测。雅克·德里达旗帜鲜明地把爱比米修斯原则的结构和《论文字学》之结论——亦是该书的宗旨——的结构归入言语控制论演变的背景中。正是从这个背景出发，“解构”才成为可能和必要。我们在诺拉和孟克的报告中亦可看到同样的担忧：一边是技术的领先，一边是思维相对于其器具性已经在此的落后，令人不安的正是二者之间的落差。已经在此的器具性对思维是隐蔽的，也是思维的构成性遗忘，但又总让思维有理由认为
缺少的是方法本身：如果说从长远来看信息系统可以引发语言与知识的决定性突变，那么它也会导致思维、概念和推理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又将逐步摧毁辨别思维、概念和推理的工具。
把拼写文字与信息并列分析，我们可见二者共有的确正特性。如果说拼写文字的确正性造成了相关差异的效果(其中，知识作为“本体差异”的历史时期而构成)，确正性又是“谁”的不确定性的给予者，那么信息的确正性给人的第一印象为何却是在掩盖这一不确定性，进而改变知识的性质，使一切评判都受制于经济强令这种霸权呢？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法布里斯(Fabrice)是斯汤达的小说《帕尔玛的修道院》中的主人公。由于他是拿破仑的疯狂崇拜者，在看滑铁卢时，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崇敬。这里指由于偏爱某种东西而夸大其意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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