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或者说值得记忆之事——的保存也一贯是它们的整理方式(选择记得住的事和保留值得回忆的事是相辅相成的):根本不存在对“已发生之事”的单纯报道。已发生的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没有完全发生。要想记住就必须遗忘、删除，在原本可能有价值的事件中选择值得保留的东西，同时也对不久定会发生的事作积极或消极意义上的超前(滞留从来都是前摄)。
随着当下(即时间)的工业生产而“发生的事”,其整体结构似乎毫无特殊之处，仍是事后难以区分事件和对事件的叙述。事实上在“事件、叙述、对事件的叙述或叙述的事件之间从来都无法定夺”(德里达)。如果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媒体”“共同制作”发生的事，从而制造其(各种)效应并使即将发生的事超前，这种局面本身并无新奇之处,因为记忆的法则就是领先于自身。于是当下的过去(即造成“我们的现状”的各种行为、决策、事实和事件)并不在发生的事之后，而“总是在其前”，尽管并不确定。
尽管如此，当记忆的条件，比如删除、选择、遗忘、滞留一前摄及超前的标准，均集中于旨在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业技术设备中时，上述局面就别具新意了:此时，以霸权方式主导记忆活动的强令是赢得时间，因为抽象的可资本化之物(金钱)说到底都不过是预支给未来的信用。从各种意义上讲，工业滞留遵循的是作为信用之源的公众兴趣的法则。不言而喻，这一法则预先确定了事件的性质，因为“演员们”为其表演的可录制性提前做好了准备，他们的行动受这个时间工业层面的制约。如此说来，媒体并不满足于“共同制作”，而是越来越多地独家制作事件。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这些媒体每天都在叙述生活，其口气之肯定，就像对生活的“叙述”不仅超前而且也必然先于生活即确定生活似的。
不能把事实与其人为的实际性区分开来就是不能区分事实与理论(这种区分总是事实上不可能做到，理论上难以做到)，这就构成了时间的工业制造所特有的前摄力，它与“以光速时间”运作的模拟综合和数字综合所造成的时间出离之结构有关。当记忆被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制作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再可能区分“事件”和事件的“输入”，或者区分事件的“输入”和“接收”或读取：三个时段巧合于同一时空中，这就把它们之间的所有时间延迟和空间距离都消除了，这也消除了所有的区域性，因为区域性来源于各区域的差异性，比如不同的日历性和空间性，而导致这种差异性的又首先是区域中发生的事。虽说如此，同样的事在各地都有发生的趋势，各个区域渐渐变得雷同，也就是说趋于消失。背景解体不仅指陈述的背景，而且也指“接收”陈述的背景，于是所有的背景都将丧失殆尽。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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