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这些图像、这种所谓实事的再现是经过筛选、可修改、可转换的，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无法核实的剪接方式、技巧或特技而被拼凑在一起。既然如此，我们怎能相信其真实性呢？历史学家当然不会以这类文献为依据。
上面是马克·费罗的论述。但他马上又补充道：
没人想过，他对文献(历史学家的书面文献)的选择、整理以及他的论证过程也是剪接、技巧和特技①。
以照片或影片文献的确凿性不足或者说用来辨别这种确正图像之真伪的程序不健全为借口，历史科学倾向于排斥上述两种文献，认为书面文献是更可靠、更能被“历史研究”掌控的记忆。而费罗不承认书面文献更具可靠性和掌控性，他坚决主张用模拟方式(不仅仅以文字形式)追溯历史。
巴尔特与马克·费罗的观点看似相近，其实有别，因为巴尔特认为照相排挤了历史、历史学方法和历史学的必要性。照相似乎有一种破坏全部遗产的、极端的确凿性，应当将其另当别论。
皮埃尔·诺拉则沿着另一条思路旗帜鲜明地反对用图像和当今一整套编码与传输系统来左右历史研究—即大众媒体从此对历史的垄断。这种变化的缘由是现代事件:它是十九世纪末随着新闻界对德雷福斯事件大张旗鼓的宣传而产生的新现象。德雷福斯事件
占据了所有报刊的版面，同时也给了报刊全部回报。[…]报刊电台和图片本应相对独立地报道事件，结果它们不仅非但如此，而且索性变成了事件存在的条件。①
技术与时间
①马克·费罗：“论电影”，《创造历史·卷三》,第319页，Gallimard,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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