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里略思考的正是这个任务。他提出了传播的因而也是时间的政治地理与技术问题：当景深被时间的深度取代时，空间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从速度来理解的时间是空间的技术危机。《速度与政治》出版后，问题便成了把握时空性。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时空性是由全球范围内技术装备的部署设定的，后者主要取决于战争的需要：
在古巴危机的关键时期，[…]两个超级大国规定的战争预告期限还是十五分钟。后来俄国人把导弹装到了卡斯特罗的岛国上，险些使美国人把这个预告期限降至三十秒，这当然令人难以接受[……]。
十载后的1972年，正常警告期限已剩下区区数分钟：弹道导弹是十分钟，而进入卫星轨道的武器只有两分钟。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署了第一份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该协议表面上是要限制对手/伙伴的武器数量，其实它更注重的是保留真正的“人控”权力，因为速度的不断提高迟早会把发动核战争的预告时间压到决定性的一分钟之内，这就剥夺了国家元首的思考与决策权，取而代之的将是纯粹的国防系统自动化。[…]由于有了战略运筹反馈装置，战争机器摇身变为战争的决策者。①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 本雅明：《杂文》,第107页注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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